※ 引述《RGBB (我不要公親變事主)》之銘言：
: 聯合報／ 記者林孟潔／台北即時報導
: 立委張智倫競選期間的總幹事張國炎3年前在LINE群組PO影片，指名嘴李正皓「有性騷擾
: 前科」、「民進黨選舉蟑螂」、「三賤客」等語，李提告求償149萬9999元，一審判張應
: 賠償20萬元。案件上訴，台灣高等法院今廢棄判決，改判張勝訴，免賠確定。
今天稍早前才公開的詳細說法，這邊稍作補充：（台灣高等法院一一四年度上易字第八七
三號民事判決）
上 訴 人：張國炎
被上訴人：李正皓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系爭群組發表系爭影片中之系爭言論不實在，侵害伊名譽，請求上
訴人賠償伊精神所受損害等語，為上訴人所否認。茲析述如下：
(一)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關於事實陳述，表意人雖
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非不法。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
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五零九號解釋、憲法法庭一一二年憲判字第八號判決主文參照）。又發表意
見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
值判斷均應容許，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僅能藉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
而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因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論，
亦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
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八五五號判決意
旨參照）。
(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在系爭群組發布系爭影片中提及「性騷前科退選」之言論陳述
不實在，惟觀諸聯合報、鏡報、中時新聞網、Yahoo新聞、Newtalk新聞、中央社、聯合新
聞網等新聞媒體報導內容，提及「綠性騷風暴，李正皓退選立委」、「性平事件延燒，李
正皓怕傷害綠營退選」、「李正皓被疑曾以私密影像威脅前女友」、「李正皓公開判決書
自清偷拍爭議」等語，可見上訴人所為上開言論，並未逸脫新聞媒體報導內容，而上開新
聞媒體均具有一定聲譽，報導內容應具有相當可信度，則上訴人辯以伊信賴上開已公開資
料為真實而加以傳述等語，應可採信。
(三)被上訴人又主張上訴人在系爭群組發布系爭影片中提及「民進黨選舉蟑螂」、「三賤
客」言論，為意見陳述且詆毀伊名譽云云。惟上訴人發布上開言論時，正值一一二年立法
委員選舉期間，上訴人擔任訴外人即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張智倫競選總幹事，有照片可稽，
而被上訴人曾加入國民黨、親民黨後退黨成為無黨籍，協助訴外人即民進黨立法委員參選
人吳崢從事競選活動，為被上訴人所是認；被上訴人又與吳崢、訴外人王義川（下合稱吳
崢二人）自詡為「崢正義聯盟」等詞，有傳單可參，可見兩造在一一二年立法委員選舉期
間，分別協助不同政黨候選人，且被上訴人曾先後加入政治理念大相逕庭之政黨，並於選
舉期間表示與吳崢二人成立正義聯盟。而「選舉蟑螂」、「三『賤』客」等字語雖有政治
投機分子或造謠抹黑者、品行不端或愛耍手段等含義，屬貶義詞，而貶損、降低被上訴人
之社會信譽，惟在選舉期間，政治語言具高度公共性，被上訴人自願協助參與選舉事宜，
其本身經歷、品行本應受公眾檢驗，並非單純私德，自屬得受公評之事項。則上訴人所傳
播上開言論，對被上訴人政治立場之批判，雖較為尖酸、刻薄，使被上訴人感到不快，然
該言論所根基事實情狀，尚難認其係恣意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並未超過可
接受的政治諷刺比喻範疇，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故衡酌該言論整體脈絡，與
一般真正惡意毀人名譽者，尚有不同；再與被上訴人名譽可能遭受損失，並審酌其係自願
進入公眾領域成為公眾人物，應為較高程度退讓等情狀，兩相權衡下，自難令上訴人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四)從而，系爭言論關於事實部分，上訴人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就意見表達部分，係
就涉及公共利益之可受公評事項，經權衡尚屬適當之評論，均無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二十萬元，要無所據。
而拿這些文字去請人工智慧對比、析述與第一審判決（同樣是合議庭審判，非單一法官獨
任）的差別，可知：
兩份判決雖然都引用了言論自由、名譽權、合理評論與合理查證等相同法理，但真正的差
別在於：第一審是以「人格權保護」為核心來看待系爭言論，第二審則是以「政治言論自
由」為核心來重新解釋同樣的事實，因此導致結果完全翻轉。
第一審的思考方式，是先把「民進黨選舉蟑螂」、「三賤客」視為帶有強烈羞辱性的詞語
，再判斷這些話是否仍與候選人的資格、能力、經歷有合理關聯。法院最後認為，這些用
語已經脫離具體政治評論，而變成抽象的侮蔑與人格羞辱，尤其「蟑螂」與「賤」在一般
社會通念中，本來就具有強烈負面意涵，足以使被指涉者感到屈辱，也會降低社會評價，
因此不屬於受保障的善意評論。第一審甚至明白指出，被告發表這些話的目的就是要使原
告難堪受辱，所以具有侮辱故意。換句話說，第一審認為，被告不是在評論政治，而是在
藉政治語言做人身羞辱。
但第二審完全改變了觀察角度。它把整個事件放進「選舉期間的政治攻防」脈絡中理解，
強調被上訴人本來就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且曾加入不同政黨，又在選舉期間與他人成立
所謂「正義聯盟」，因此本來就屬於可受公評的公眾人物。第二審承認「選舉蟑螂」、「
三賤客」確實是貶義詞，也可能令人不快，但認為政治語言本來就具有高度公共性，在民
主社會中，對政治人物的評論應容許較尖酸、刻薄甚至誇張的表達方式。第二審因此把這
些話理解成政治諷刺、政治修辭，而不是單純人格羞辱，並認為尚未超過一般人在政治場
域中可合理忍受的範圍。
兩審對「性騷擾前科退選」這句話的理解差異則更大。第一審非常重視「前科」一詞的法
律意義，甚至引用個資法施行細則對前科的定義，認為所謂前科必須是緩起訴、不起訴、
有罪確定等紀錄，而原告並沒有，因此被告說原告有「性騷擾前科」就是不實陳述。第一
審還認為，媒體雖然大量報導原告因性平爭議退選，但那些報導多半只是引用網路截圖與
傳聞，真實性本來就未經確認，而且原告當時的退選聲明，也只是表示希望民進黨能處理
性平問題，不等於承認自己涉及性騷擾。因此第一審認為，被告只是憑媒體印象自行延伸
解讀，並未真正完成合理查證。
此外，第一審還特別強調被告身分是競選總幹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其言論傳播效果
遠高於一般人，因此更應負擔較高程度的查證義務。換言之，第一審對政治人物的要求不
是放寬，而是加重。
第二審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它不再糾結「前科」在法律上的精確定義，而是把重點放
在：當時確實存在大量主流媒體報導提到性平風暴、退選、私密影像爭議等內容。第二審
因此認為，這些媒體本身具有一定社會聲譽與可信度，被告信賴這些公開資訊而轉述，已
足以構成合理查證。也就是說，第二審不要求被告必須查證到法律上完全精確無誤，而只
要求其在客觀上有相當理由相信資訊為真即可。
這其實反映出兩審對「合理查證」標準的不同理解。第一審要求的是比較接近「高度真實
性確認」的標準，尤其因為被告具有政治影響力，所以查證義務更高；第二審則認為，在
政治言論與公共議題中，只要有可信媒體來源可供依據，即使內容最後未必百分之百正確
，也不應輕易認定侵權，否則會過度壓縮政治言論自由。
因此，兩份判決最根本的差異，其實不是法律條文不同，而是對民主社會中「政治言論可
以激烈到什麼程度」的理解不同。第一審認為，即使在政治場域，人格羞辱仍有界線；第
二審則認為，既然自願進入政治領域，就必須容忍更高強度的批判、諷刺與攻擊。前者比
較重視人格尊嚴，後者則明顯更偏向保障公共政治言論。
從而，除非能令所有媒體都「閉嘴」，不然李正皓就該多包容點啊！
更何況在刑事偵辦部分，判決都寫了：
「被上訴人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對上訴人、訴外人張國倫、謝森儒提出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等告訴，經該檢察署以一一三年度選偵字第九十四號為不起訴處分。」
（這部分參見「不爭執事項」一欄）
既然要當電視節目的「名嘴」，自然就要有被批評的心理準備
而且這些還是政治性言論，審查門檻比一般侵權來得更高
會因為不堪受辱而上法院索賠，顯示的只有「不夠大器（寬宏大量）」，除外已經別無所
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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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つ光（光はまた）、空に堕ちる 望むだけの、熱を捧げて
死に逝く星の、生んだ炎が 最期の夢に、灼かれているよ
嘆き光、波にのまれ 痛みの中、君は目醒めて
傷つけながら、出来る絆が 孤独を今、描き始める
崩れ落ちゆく、過ちの果て 最期の夢を、見続けてるよ
——西川貴教《ミーティア》（『機動戰士鋼彈SEED DESTINY』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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